财富夜话跨年系列之汇率篇：汇率2025,我该关注哪些宏观因素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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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主持人）
请复盘一下2024年人民币汇率情况
周伟博士：从2020年开始，人民币汇率在每年的12月份都有一波升值行情，但是24年没有升值，可能意味着两点。
第一个就是汇率的压力可能持续到25年1月份。2025年1月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以后有可能出台一些针对关税的贸易政策，理论上会冲击汇率。此外，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贯穿整个2025年，增加不确定性和人民币压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回顾2024年人民币汇率的整个波动节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大概贬了2.5%左右。
第二，24年的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的涨跌节奏基本上和美元指数是一样的。或者换一个说法，在2024年，如果这个月或者这个季度美元是比较强的，那么人民币就是偏弱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人民币偏弱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看涨美元指数。但美元指数非常复杂。且在所有的大类资产里边股票债券和外汇相对而言是最难分析的，因为它缺少一个估值锚，所以美元是不是一定能够在1月份或者是25年上半年走强，也是一个问号。虽然2024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了大概2.5%，但人民币其实在2024年对一篮子货币是升值的，大概升了三个百分点。换一种说法就是2024年里面全球货币里，美元毫无疑问是最强的，但是人民币大概能够排在前四分之一强势货币的位置。
长期来看，比如从新冠疫情刚刚发生到现在，在这四年里面，人民币对韩元升值了20%，另外从2012年到现在，人民币兑日元大概升值了70%。所以我觉得人民币是不是一定会在25年出现明显贬值，以至于我们一定要在1月1号或者什么时候就立刻去换汇，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个问号。
问题二（主持人）
汇率在全球的财富配置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地位？
张吉华博士：从家庭财富管理的角度来看，有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会影响我们的目标。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财富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而财富管理则是手段。大部分客户的基础的人生目标是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尤其是购买力的长期保持。例如，我假定花十万块钱可以供一个大学生四年上完学，那么未来，在大概20年以后，这十万块钱还能不能给孩子换来相应的学费去完成学业。类似案例如耶鲁捐赠基金，其实考虑的也是购买力的跨代际保持。如果在财富配置中忽略汇率的冲击的话，那很有可能出现状况。例如日本，从2012年到现在，日元兑美元的贬值幅度显著，汇率从1美元兑75日元贬至将近150日元，购买力减少一半。说明波动会影响我们保值增值目标的实现。
第二，它会影响我们对现金流的规划与实际获得感的体感。客户的需求金字塔划分成增值、生息和保险保障。如果说保险保障是规划我用来传承的和资产隔离的钱，增值需求是要规划留给梦想的钱，比如说投资科技和生物医药，等到科技发展成熟，实现了现在的科技梦想后，资产可能翻好几倍。最后生息就是要规划现金流。既然涉及到现金流的话，就不能不考虑这个现金流以何种币种的方式，回流到自己的家庭财富里。如果普通家庭所有的负债都是以人民币的方式来存在，那你可以只规划人民币的现金流。但是如果未来有负债想要以外币的方式来存在，比如说美元或者英镑，或者其他外币。那么就必须要规划美元跟英镑或其他外币的现金流。因为相应的币种与相应的负债之间必须要匹配，否则就要承受货币汇率之间汇兑损益对你的倾轧。
第三，在实操过程之中，我们是一向比较倡导客户把汇率这个问题内化到组合解决方案里面去。财富管理需要有时空观。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在沿着时间轴源源不断的产生持续的现金流。空间角度的话，建议一个家庭通过多币种、多资产、跨地域的方式，把财富分散开来。货币以及它的汇率损益成为我们打理家庭财富管理很重要的一部分。
补充一句，实际上现在很多投资者说怎么内化到方案里面？大家现在如果是通过QDII的方式去购买相应的金融产品，享受海外资产涨跌的这个过程。当他一换一回来的时候，其实内在就承担了汇率的损益。
周伟博士：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汇率本身，它是资产和负债的匹配。比如说，现在美国可能留学一年的学杂费加起来要八九十万，那么四年就是三四百万，那这个汇率风险是潜在的、现实的。如果有负债的话，需要提前通过外汇资产做对冲，比如持有一些美元计价的资产，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几个月前，巴菲特讲他怎么看待日本股市，他说，投资日本股市最重要的是能够得到廉价的日元负债，也就是他能够以低利率在日本借到钱，然后用这些资金去投资日本的股市。如果他拿3-4%美元资金换成日元再去投日本股市，他不一定有把握。
无论家庭还是企业，外汇管理应以资产负债匹配为主，而非预测单边汇率走势，因为影响因素复杂，如经济、政治、中美贸易谈判等，除非对短期走势特别有把握。
王智强博士：汇率也是一个交换的价格，在很多方面我们会跟很多价格指标打交道，比如利率，我们有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它是投资和储蓄的均衡。汇率作为国与国之间的价格比值，某种意义上也算是财富的一种表观（财富计价单位），有时候需要以其他币种来计价财富，所以它其实也有价值体现、价值储藏的功能。如果不做币种的分散化的话，财富都在一个币种当中，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比如历史上也有比较弱的货币，它的汇率波动比较大，就会影响币种计价的财富，相应的个人/家庭财富风险也会较大。
问题三（主持人）
影响人民币汇率的主要因素有哪些方面？
周伟博士：经常有人会担心人民币汇率，就是我百分百拿着人民币，我就怕出事。比如人民币从八点几一路升上来，结果碰上人口老龄化。但历史上真正那种大幅贬值，比如说三年贬30%的这种货币一般都是南美货币，亚洲货币其实一般不太容易出现暴贬，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例外。这与亚洲经济都特别喜欢制造业为主有关。一般来讲，如果这个国家制造业的生产能力特别强，比如说现在的中国和德国，能够源源不断的生产出一些商品来，那么基本上意味着这个货币的本身的购买力相对有保证。
另外，汇率本身预测它很难，但并不妨碍我们有一个大体上的框架去观察它。短期价格的决定，基本上都是供需，就是有多少人要买这个/多少人要卖这个力量的对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就可以掰成三块来看。第一个就看美元自己。如果美元特别强，那我们对它可能就得贬值。第二个可以用到所有货币汇率上的框架，就是供需。最后，人民币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有管理的浮动。人民银行参与度比较高，比如说这两个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岸价格总是被压在7.3的水平。这三块构成了我理解的框架。
张吉华博士：我基本同意周博讲的框架。第一美元指数影响因素会比较大。第二是市场供需，它跟国际贸易、经常账户顺差额，还有央行指导下的企业和居民的行为有些影响，所以我们统称为市场供需的影响。第三个就是周博提到的央行汇率政策。
如果说要补充，我建议关注一下人民币中国跟美国的这个无风险利率的利差。现在国内的利率环境是个低息环境，十年期国债利率都跑到1.7%去了，但是美国的十年期国债利率的话，是个高息环境，约为4.5%-4.6%，跟人民币的利差就已经接近300个BP（3%）。从无风险套利的角度来看，假定利率可以自由流动，那高息货币跟低息货币之间会形成一种压制的关系。那么资金可能倾向于卖人民币去买美元，所以一定程度上反过来会影响汇率。
第二点补充，如果说还要有些变化的话，可能是跟一些交易者的行为有关系。由于宏观经济政策变化意外事件的发生，会使得汇率的可预测性非常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我们跟客户交流的时候，一直在讲我们面对汇率的时候，最准确的定位是风险的承担者。所以站在这个角度的话，我认为，应该重点关注那些掌握大头寸资金的机构、央行，以及其他市场交易者的行为。他们的市场预期变化和交易行为对外汇的走势具有重要影响。
结合周博刚才讲的这三点和我补充的两个小点，第一点要素就是美元指数的波动。美元指数和人民币汇率具有高度相关性。2019年至今的相关系数多在0.7以上，其中2022年达到0.92，显示美元指数会人民币汇率有显著牵引作用。第二点，如果说利差的话，这个刚才逻辑我也说了，很容易理解。第三个就是关于市场供需的影响。这个一般而言，经常账户顺差意味着外部的资金对你国货币是有需求的，我们的人民币就会倾向于升值。如果长期是逆差的话，那可能有贬值的压力。当然人民币美元不一定是这样。美元长期的话，贸易账户跟资本账户都是双逆差，但依然是长期保持强势的，这跟它的支配地位可能是有关系。第四个就是关于央行的政策，央行的汇率政策方面还是有挺大的牵引作用，比如说在人民币对美元的交易价格方面，它对中间价做了一个指导，如果中间价定成7.1的话，那么交易价格就在中间价的基础之上是正负2%的波动范围。最后一个市场交易者对政策预期的一些变化。
但是我觉着一个更全面的分析，还应该反过来提问题——什么因素对汇率是没有影响。
第一，一国的 GDP 增速高低对汇率没啥影响，GDP 增速高的时候，汇率它也不见得就升值。反过来的话，这些国家里面 GDP 增速不高的时候，它也不一定就贬值。
第二，我们现在的一些重磅的所谓政治人物或者说政治事件的发生，对汇率长期的影响可能偏向于噪声居多，有时候所谓的网红经济学家的一些评论，甚至是引导等大家可以把它视作是噪声。
第三，如果一旦要发生地缘冲突激烈的地缘冲突，一国汇率会不会贬值？大家看看俄乌冲突时，汇率是升值还是贬值？如果说因为激烈的地缘冲突就贬值的话，卢布不是这个走势，卢布的真实情况可能是激烈的升值了一段时间之后逐步回归基本面。所以我们倾向于把它们都排除到干扰因素。
周伟博士：中国目前资本账户还是外汇管制的。所以人民币像堰塞湖一样的这种美元配置需求会被压住或者是缓慢的释放。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居民资产里的外币资产大概能占到5%到10%，中国只有3%不到，这个是因为我们过去很多年缺少一个让家庭投海外资产的渠道。即使是处于分散化的目的，这一比例也应该更高。当然，近期有相当多的改善。
近年来，美国资产表现整体优于国内。美股与A股、美国国债与中国国债收益率的对比，让海外资产更具吸引力。若全面放开，资金将大量流向海外，目前虽有限制，但资本仍有外流压力。供需方面，除了贸易顺差外，服务贸易、跨境资金流动、旅游、留学等多领域均为逆差，甚至FDI也出现变化。短期内，例如2025年，A股走上慢牛等可能性较低。
问题四（主持人）
两位可以聊一聊，您觉得2025年这些因素会如何演进，最后对汇率会有什么的影响？
周伟博士：正好我今天看了一个文章，总结了几个大的国际投行看美元指数，基本上都是认为明年是先涨后跌。这个其实有一定道理，比如明年年初特朗普上台就搞一些政策，比如国内建厂，然后美国有优惠政策，特朗普还给创业者一些相应的好处，大量的资金会涌向美国，不单单是投资美股也投资他的实体经济，所以美国经济表现一枝独秀。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估计短期内美元不太可能下跌。
对此我个人也有一个猜测，过去几年，包括拜登在内，都想让制造业回流美国，但它有一个过程，比如2024年盖厂房，从2025年就开始引进设备，到2026年开始有产出。我估计，当它的制造业开始大量有产出的时候，政府会采取弱美元政策来促进出口。但美元已经在这个历史最高的10%的分位了，所以它也很贵。也许到那个时候，他会有一个对弱美元的诉求，但短期来看，美元整体上偏强。
另外一个就是结汇行为。比如中国的出口商很多外汇，他会考虑中美利差。这个钱放在境外利率更好，更有吸引力。第二个，地缘政治风险对资金外流和回流会不会有更多的限制。
第三个就是现在很多国内企业，不管是因为中国政府本身的鼓励，还是说有些海外的地方给了比较优惠的条件，对外的投资或者对外安排转移产能的动作越来越多。这个也需要外汇，就是从2012年到现在，就整个出口企业的结汇率越来越低，原来我挣了100万美元，我全年就是真的结进来的，现在这个比例估计是60或者60不到。
虽然人民币是一个有贬值压力的趋势，但央行会控制每年的波动幅度。一般来讲，人民币汇率在年内最低点到最高点的波动幅度基本上会控制在6%或者8%这个区间，但它有的时候波动太大，可能会走到10%。2024年大概为4-5%左右。假如说25年回到常态，以 7.3为中枢。那么它的波动区间是7.0到7.6。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看法。
张吉华博士：从相关性的角度看看这五个要素。第一，先看美元指数，近5、6年美元指数跟人民币汇率之间都是强相关，正相关系数都在70%-80%。当前美元指数大概是106-108。大部分市场机构预测美元指数明年会走弱。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美元指数不见得会持续大跌，大概率还是一个震荡的走势，或者说震荡适度走强。有一个点我觉得要提示大家关注，美元指数的振幅可能比想象的要大，很少有年度它的振幅是10%，有的时候它一年的振幅都20%多。在2022年，美元指数年内的振幅达到21.3%，这是一个震荡剧烈的指数。从美元指数的角度，我个人并不看到说这个美元指数会持续下跌，所以我说给一个加号还是减号，我个人觉着应该算是平吧？就是看美元指数震荡的一个走势。
第二就是中美利差，这个部分观点比较明确，中美利差肯定是有助于美元升值的。但会持续限制人民币的升值空间，所以在这点上，我倾向于给一到两个负号。
第三个就是贸易项下的影响，我还是给一个负号，原因就在于你要去观察不同经济体在受到贸易条件恶化的时候，他们所产生出来的坚韧性。第一个案例是关于连续几十年制裁之下的伊朗。照道理上讲，伊朗在美国这么大力的全方位封锁与制裁之下，贸易可能会垮台，但事实上，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贸易额的下降其实并没有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同理，在俄乌冲突发生后，俄罗斯在围追堵截下也展现出了很强的韧性。还有一个案例，在疫情的时候，我国所有的通关贸易也曾经一度陷入了冰封。可是我们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让全球的贸易全部按下暂停键，反而是经过一段时间，供应链重组了之后，再次展现了非常强大的这种适应性。因此我个人给他一个减号。
第四个要素，央行政策，要给一个小小的加号。因为从央行的操作角度来看，还是倾向于逆周期调节来缓解人民币贬值的压力。所以在这个部分，我给了一个小小的加号。
最后就是市场情绪。市场情绪，有时候是不可知的，所以咱也不去做判断，就给一个不加不减的符号。
所以这样综合起来的话，短期这些影响要素倾向于对人民币的升值空间会予以限制。
我比较建议大家思考时不去预测点位，我们其实是可以对人民币波动的剧烈程度有一个大致判断，虽然不知道它最终会待到7.2、 7.3还是7.4。但是我会知道它的波动剧烈到什么程度。从2025年的情况来看，美元指数、中美利差、央行政策和贸易数据市场等在2025年可能都会得到一个戏剧性的放大。随着特朗普就任后马上要签署一系列的贸易法案有可能对我们不利。第二就是中美利差在今年年底就已经扩大，明年我们面临的一个开局就很有压力的牌。第三就是央行的货币政策面临一个相对逼仄的空间，需要综合发力。所有状况都指向明年的人民币波动幅度比较大。
所以刚才周博说从7到7.6其实都正常，甚至从6.9到7.7都有可能性，我个人觉得明年的这种波动幅度会继续放大。
王智强博士：我想提供一个其他的思路。刚才周博也引入了一个加权汇率的概念，加权汇率相当于是引入了美元和人民币之外的其他货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找一个货币，就像解题时可以引一些辅助线，来提供思路和线索。
如果引入欧元作为交叉汇率去考虑的话，明年整体上欧洲的经济偏弱（欧元区经济增速预计仅0.8%），然后欧洲央行降息的幅度和速度也比美联储要更快，欧元面临一定的贬值的压力。现在欧元对美元差不多是1.04这样的一个位置。我理解在一比一的时候可能会面临比较重要的一个关口，因为毕竟欧元美元平价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所以这大概是4%的这样的一个幅度，可能欧元就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关键的节点。如果人民币相对于欧元是平行移动的概念的话，现在离岸人民币大概是7.3，7.3乘以1.04就是7.59，其实也验证了，就是7.6的一个位置，是一个比较中肯的想法。华尔街机构也在做这样的一些判断。整体上预测汇率确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可能中间有大幅波动。
周伟博士：总结一下人民币明年肯定是有一定压力的，比如说贬值到7.6，如果失控的话，没准更多。但我觉得它里面有三个因素需要考虑。
第一个是贸易战，里面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这个中美贸易战它怎么谈，比如说中国会不会用汇率贬值作为一种手段。但我倾向于认为是不会。另外一种就是有没有可能美国跟中国谈的时候，要求人民币升值，这些都是不确定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中国央行的态度，现在中国这个利率已经很低了。而且从央行最近的动作看，比如说去各大银行或者金融机构调研说，你们为什么把中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买这么低，为什么就说明他对这个东西关心，你看现在央行又要保增长，又要拉动通胀，又要稳股市和汇率。如果你是央行，面对这么多目标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肯定尽量减少你的目标数，稳住汇率。他再松了，那我这么多目标我就没法弄，这体现了央行对汇率的态度。
另外一个可能，像今年日元的套息交易解套故事有可能重演。套息交易是啥？就是我借一个货币，例如在香港借，借了钱以后我去买美元，但一般来讲有很多资金不是单纯用来买美元，而是投资美股等资产，甚至利用期权结构设计出类似“雪球”的产品来获得收益，这样比直接买美债舒服。这个结构的核心点是人民币便宜、利率低、比较稳定，因为它不会大幅度波动。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股不能跌。美股如果跌了，我把赶紧把我美股仓位砍掉，然后美元赶紧换回人民币或者换回日元，把这个还掉。这也是为什么之前日元解套交易中，美股下跌与日元暴涨同时发生的原因。
就基本面来看，人民币肯定是贬值压力大。但也有三个与经济无关的不确定性：第一个中美贸易战怎么谈？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是央行态度，最后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爆发性的升值，比如说今年6、7月份，人民币升到7.0。
问题五（主持人）
在上一轮贸易摩擦阶段，人民币汇率大概是怎么走的？对未来是不是有一定的参考性？
周伟博士：上一轮的行情参考性。当时跟2024年不同的是什么？2024年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对其他货币升值。贸易战时期是人民币对美元及其他货币都贬值。是人民币对美元贬值，我们对其他一篮子货币也是贬值，因为中国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外围压力，同时国内消费者信心指数、企业家的资本开支指数、中国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指数都是非常弱，所以我觉得当时对外贸打击很大。
如果说贸易战激烈，比如1月20号特朗普直接加10%关税，并威胁中国接受条件123，否则再加10%。那中国肯定不可能就答应他了。从博弈论的角度讲的话，过早的让步不利于动态博弈，短期内关税加了20%那这个人民币压力肯定加大。
张吉华博士：上一轮人民币对美元走势跟美元指数的走势依然是强相关的。2016年年初人民币汇率大概是6.4，到10月贬到了6.8。到2018年贸易战打的最火热的时候，美元对人民币汇率又升到6.2，可能是有一些相应的反制措施。往后到2019年年底，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又贬到了7.2，整个周期持续3-4年。
问题六（主持人）
明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年份，对于投资者来说，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势下，该怎么应对？有没有一些方法能比较好的应对汇率的波动。或者说如果从需求出发的话，哪一类人更应该关注汇率的风险？
张吉华博士：我说三个建议，第一个基于刚才的分析，明年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在更大的范围内波动。
现在人民币汇率是7.3，明年波动会到7.0甚至6.9，或者可能贬到7.6、7.7、7.8。所以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有过度的羊群效应，不要去线性外推。举个例子，当人民币短期出现贬值，越恐慌越容易导致资金外流。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这个做法都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在7.0到7.6的波动都是正常波动，我们大可以淡定的去看待这个事情。当人民币升值太多，会有碍于国内的出口。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么一个类通缩的状况之下，弱势人民币更有助于缓解现在的通缩压力。那么反过来，当人民币出现大幅贬值的时候，不主张大家推波助澜，向一个方向去赌。这种情况政策会强力干预，这可能导致极端的亏损。所以尽量避免线性外推，也不要去参与到这个所谓的制造羊群效应的过程里去。
第二，家庭财富配置应重视多币种跨地域的这种配置。现在对于有条件的家庭，可以根据合理换汇额度，提前储备外汇，特别是未来负债或需求与外币相关时，需提前规划，包括外币保险等长期工具。短期可以关注性价比高的美债，如投资级债和高收益债等等，对于投资期限非常长的客户，可以关注美债的持有至到期，享受美元的高息环境。大家在家庭财富配置的时候，要主动的给一些外币的头寸。
第三，客户会问以什么样的节奏去换外汇，我个人的角度，有换汇需求的话，可以将操作均匀的分布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边。比如一年或半年，而不要根据自己的感觉。比如今年9月初，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7.1到7.15之间，9月十几号开始升值，24号升到了7.0附近，很多人因此推迟换汇。当10月8号，发现市场开始下跌的时候，人民币也开始一路贬，从7.15贬到现在将近7.3。
所以如果说一定要给一些操作建议的话，你可以把它均匀分散在你想要换的时间区间里，在波动的过程之中，减少对汇率方向的预判。那么最后我补充一个小点，我们跟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的时候，已经把汇率的波动考量内化在解决方案里边了。我们更建议让专业的团队帮你去处理这些汇率的问题，而不要自己依据汇率去操作。比如说我仅仅是依据汇率的判断去决定什么时候买入QDII或者卖出QDII，这是本末倒置的。我们去选择一个解决方案，看重的是达成目标的确定性和解决方案的提供团队。
周伟博士：我个人感觉有两点，人民币轻微贬值或者温和贬值是大趋势，而短暂往回拉升值的力量，很多是一次性的或者是政策干预，所以那这个结论就很简单。
要换汇就看人民币偏贵的时候，因为大趋势总体是贬值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跳开汇率看其他资产，6、7、8月份它开始升，是跟美元有关系，但离岸的人民币并不完全匹配经济基本面。7、8月份其实港股的表现比国内市场要好，9月份行情更多受政策管理的影响。如果人民币短暂的一两个月升的很厉害。那么咱们就大胆的换，肯定没问题。7、8月份人民币升值时，央行资产负债表显示他也趁着这个升值，把之前累积的头寸抛一抛。实际情况就是如果人民币真的大幅升了，咱们就大转换。
第二个，如果它大幅升了，我们在其他资产方面也可以多留意，有没有可能会有其他变局的机会？因为大体上人民币汇率本身还是偏顺周期，就是历史上这个股市的涨跌和这个汇率的强弱是正相关的。如果人民币突然走强，换汇后股市是否有机会，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
问题七（主持人）
港币在过往跟美元有一个联系汇率制度，有很多人问这个制度在未来是否依然稳健？有没有风险？
周伟博士：我觉得港币没问题，如果它不跟美元挂钩，那么无非两种情况。
第一个是自由浮动。对以金融业为主的小型城市地区如香港，自由浮动不利于汇率稳定。新加坡同理，它有一个管控制度，所以我觉得它不太可能转向自由浮动。
另外一个，港币跟人民币挂钩的概率其实可能更小，如果港币挂钩人民币，港币将变成离岸人民币，量太大，不利于央行管控离岸人民币流动性及汇率。被动脱钩美元的概率更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亚洲货币全线下跌，但港币挺过来了，因此不必担心。
香港背后的是中国人民银行3万亿的外汇储备，所以我觉得港币的问题其实不大。近期港币偏强，反而对美元汇率处在一个比较强的位置，据说和近期的股市上涨有关系，所以港币不会有问题。如果港币出问题，肯定是在港币汇率出问题之前，其他问题就会先暴露，汇率通常是最后的信号。
问题八（主持人）
明年是特朗普的2.0版，我们经历过1.0版，那么类似日本跟美国的广场协议有无中国版本可能性？
周伟博士：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它本国的利益，关税既是目的也是手段。那么在中美谈判里边，中国也有很多谈判对价给到美国。例如，在俄乌和谈里扮演一定的角色；包括多采购一些美国商品；加强芬太尼的管控等等。所以还是有可能达成协议的，因为在2020年疫情前，中美曾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包括关于中美各自的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
特朗普2.0时代可能推出升级版协议，这说明整个中美双方还是有更多的合作的可能。但如果联想到日本广场协议，关键在于非美货币升值和美元贬值。美元现在很贵，但是看上去好像短期内美国没有特别强的诉求把美元的汇率降下来，其他国家也没有特别强的诉求让本币升值。估计即使有2.0的中美贸易协议，汇率可能也不是里边一个重头戏。
王智强博士：明年一定会是非常精彩的一年，明年不光是人民币汇率问题，特朗普可能与多个国家或地区展开谈判，所以明年将充满事件和冲击，不确定性极大，政策及其效果难以预测，所以这个时候尤其需要人民币汇率维稳。
本期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下期再见，谢谢大家！